从波士顿启程回北京的那天是2008年4月9日，我母亲离开我们20年整的日子。原以为冥冥中是她想见我了，所以安排了这天我在天上飞。上飞机前心情很复杂，不知见了她说什么，两段飞行前后15个小时，居然没有遇上她的感觉。回来后发邮件给我妹妹，她说，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13岁时妈妈就中风偏瘫了，记住她没有生病时的细节似乎不多。我妹妹比我小4岁，更是没记住什么。试着回想了一下能记住的故事，算是20年的纪念吧。

比较富裕人家的长女：我姥姥家在西城有一个不是很标准的四合院，解放前盖的，几年前盖金融街时被拆迁掉了。姥姥家的卫生间是西洋设计，有抽水马桶。洗脸池和浴缸，还有彩色的马赛克地砖。我妈妈读的是德国学校，现在学校还在，叫府右街小学。她父亲因为家中儿子先后因病夭折而纳妾，我妈妈和我姥爷由此翻脸，对妾生的儿子们很厉害，极力维护自己母亲的地位。我姥姥读过师大女附中，咽不下丈夫纳妾这口气，把三个女儿都送去学医了。

不收礼的口腔科医生：她是49/50级七年制毕业的医学生，毕业证我还保留着，胡传魁院长发的。毕业后参加随军医疗队，去了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小时候我经常翻看她从藏区带回的照片，一身军装骑在马上很是精神。任务结束后整个医疗队去了北戴河，成了中央级保健医院的骨干。后来因为北医需要会说德语的医生，很快被调回了北京。我知道她会4门外语，很会做研究和写文章，这些我都没有继承到。唯一被她叮嘱了无数次的不许收病人的礼，要当好大夫我记住了。记得小时候一位她的新疆病人送来一个哈密瓜，她坚决把瓜拿回了医院，完全不管我和妹妹多么想吃！诚实地说我没做到，我收的第一份礼是一位病人的父亲不远千里背来的自家种的红薯，实在没办法让他再背回去了。现在我基本坚持只收红薯标准的礼物。  

带头讲卫生的家长：我妈妈很爱干净，我能开始干活后就带着我洗脸盆刷厕所，家里的地归我清洗，整个楼道她说归我打扫。我从6岁起扫楼道扫到12岁离开北京，6年中从来没认为其它5家有责任和义务打扫。夏天她天天要求我们洗冷水澡，我和妹妹的衣服由我来洗（小背心和短裤）。所以我的卫生习惯非常好，看见什么地方脏了总是忍不住要去打扫，而且打扫卫生时不怕脏不嫌烦标准还很高；指甲长一点就特别难受，现在艾桑同学的指甲为了涂油长的很长，我总是忍不住想给她剪了。

很爱唱歌的妈妈：她不光自己爱唱歌，还是医院合唱队的主力，据她说是领唱。我妹妹五音不全，她能教的只有我，可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唱歌跳舞，她总是不厌其烦地鼓励我唱。我从她那学会的只记得‘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解放区的天”。她病了之后经常很烦躁，我们能让她安静下来的办法之一是放她熟悉的老歌。现在我烦的时候会开着车关着窗自己大声唱歌。

很单纯很热心的朋友：我妈妈很单纯很热心，谁来找她帮忙看病她都答应。“文革”时在五七干校，村里偶尔杀一口猪，她会垫钱给别的五七干校校友买，自己用盐腌了给大家周末回家时吃。那个年代是不讲友谊的年代，果然有一位干校的阿姨吃完她辛辛苦苦给大家买的肉之后，把她告到了革委会，说她腐蚀干部！后来我回北京后在校园里经常看见这位阿姨，她当了领导，我很恨她，从不理她，但是没听我妈妈说过恨她。我父亲总是说我妈妈幼稚。

在江西下放时，一次村里的妇女队长因为摔坏了家里的脸盆被婆婆骂了，想不开跳了水塘，人们把她捞上来后我妈妈给她做了急救，起死回生后还给她买了一个新脸盆。后来她全家成了我们的朋友，每逢节日总是坚持要送几个用红墨水染的鸡蛋给我们。

很乐观很顽强的人：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69年我们下放到江西新祺周的岭下村之后，村里没有通电，我们住在老乡家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窗户是木板的，拉上之后屋里一点光都没有。我不知道她怎么打听到的明瓦，花了老乡认为的巨资（每块3元）之后屋顶的两块普通瓦被换成了塑料的透光明瓦。她说，原想换三块的，但是全村人都认为拿出9元钱来只为屋里亮一点是十里八乡都没见过的富人！

她身体不好，在干校分在菜班干活，下地时要带个小凳子，坐在凳子上间苗除草。每个周末我们放学步行20里回到干校时，经常只有她自己在地里干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夕阳下深深插在土地里的小凳子腿和她带着笑容艰难干活的样子。每次我快手快脚帮她干时她总是说，你不用帮，就完了……。她48岁回到北京，觉得自己业务生疏了，于是拼命地追赶，一年后脑中风完全昏迷了三个月，醒来之后就永远告别了她的岗位。疾病使她右侧偏瘫，失语，失认，症状性癫痫，失去了照顾自己和家人的能力。但是到她66岁去世前，她一直顽强的锻炼，希望能独立生活，返回工作岗位。

我和妹妹在她生病时都在亲戚家寄住，在被她送进急诊室一周后我们得以见到了她。去医院之前我爸爸说，我不会做饭，锅里的饭是你妈做的，给你们留了快一个星期了……。我妹妹9岁，吓的没敢进病房；我进去后很无知地给插着很多管子的她讲刚刚看过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反华”电影《中国》，希望她能向平时一样回应我。直到一位阿姨说，“别讲了，你妈妈再也听不懂了”的时候，我才害怕的哭了。从此，我们家的家务由我和妹妹分工承担了。

遗传对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我从我妈妈那里遗传了讲卫生爱劳动，也遗传了幼稚（拗造型客气地说我有点幼稚）和中年生病。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和妹妹都遗传了她很重要的“光明染色体”——即使在没有电没有窗的屋里也会自己寻找到明瓦，让阳光照射进来。

20年前她走了，留给了我许多不安和焦虑。我会继续寻找安全，更会继续寻找光明。

谨以此纪念我的母亲，庄宝琳医师逝世20周年。